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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董仲舒、司马迁、陶渊明三篇《士不遇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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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6 18:42: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既来之 何不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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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未知

  摘要:在历代文人作品中,“士不遇”的感慨是十分常见的一大主题。这类作品客观反映了士人们的现实处境,表达了他们丰富的心灵世界。其中西汉董仲舒、司马迁和东晋陶渊明都有以“士不遇”为题的辞赋作品,它们不仅属于同一体裁、题材,而且内容相近,都抒发了不遇之士对现实的不满和无法实现自身价值的怨愤失意。但是作者的思想、心态、对待不遇的消解之法和解决之道却各有不同。董赋表现出浓厚的儒者情怀,司马赋表现了有所追求的人生理想,陶赋则表现出了抱朴守静的道家思想。

  关键词:士不遇;董仲舒;司马迁;陶渊明;儒者;追求;道家

  “士”,即所谓文人、知识分子,是中国古代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氛围所孕育和培养的知识阶层。积极入世,有为于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主要表现,也是士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途径。士人们大多都具有对家、国的忧患意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屈原《离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位卑不敢忘忧国”(陆游《病起书怀》),这种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使他们努力寻求着济世救民的方案。但在古代中国,社会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需要有相应的政治地位。然而,中国封建时代政治权利的高度集中和封闭性,往往使这些心怀天下的士人难以跻身于政治权利圈中,从而使他们生发出无限的失落和感慨。

  从屈原《离骚》以来,抒写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怨愤失意情绪就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比较常见的主题。有关这一主题的作品可以说是代不乏作,并且涉及到诗、词、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如屈原的《离骚》、贾谊的《吊屈原赋》、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李白的《行路难》等等。在这些文学作品中,直接以“士不遇”作为题目的赋作就有三篇,分别是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和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

  比较一下几乎是同题的这三篇赋作,它们属于同一体裁,都是骚体赋。题材也相同,都是抒发作者“不遇”的感怀。虽然三位作者并非处于同一时期,但都抨击了自身所处现实的黑暗。董仲舒说自己“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司马迁对当时社会中“好生恶死”、“好贵夷贱”等种种恶习极为反感。陶渊明也在赋中引用大量例证针砭了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丑恶现象,抨击了“大伪斯兴”的可悲现实。三位作者和他们在文中所列举的先如屈原、夷皓、贾谊等人一样,才识过人,志向高远,忧国忧民,他们的不遇的遭遇也同样不幸。董仲舒感叹道“时来曷迟、去之速矣”,虽正心修身,却时不我待,行将就木,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呀;司马迁悲“生之不辰”,自己“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显”;陶渊明也说“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士人们已走到无路可走的境地,有志之士始终不被现实接纳,他们宏伟的人生目标和不与恶浊同流合污的志趣始终不为世俗理解。这是先知者的孤独、先觉者的苦闷、追求者的痛苦。

  虽然身处不同时期的三位作者发出了同样“不遇”的感慨,但是联系作者的经历,仔细分析这三篇赋作,我发现三位作者无论是面对“不遇”的消解之法,还是解决之道都是不一样的,这也体现了他们不同的思想和心态。下面就此逐一进行分析论说。

  一、董仲舒——宽厚的儒者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从小勤奋好学,曾创下“三年不窥园”的记录〔1〕,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汉武帝时,因向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而引起武帝的高度重视。他还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和阴阳灾异之说。武帝建元六年,用来祭祀汉高祖的辽东高庙和咸阳的长陵高园先后发生火灾,董仲舒认为这是因为帝王不仁慈而引起上天发怒,想借此提醒武帝。这本是一片拳拳忠心,却因主父偃的告密和公孙弘的嫉妒陷害差点招致杀身之祸。经此事后,董仲舒辞官归家,不问杂事,只以修学著为事。作为儒家学说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董仲舒自然是意欲有所作为,实现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但在实际行动时,却如羝羊触藩,只能为自己招来羞辱和损伤,只有“不出户庭”,方可无过而远害。

  当董仲舒的理想在现实面前碰壁后,他也试图寻找原因,那么他找到的答案是什么呢?他感叹:“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彼实繁之有徒兮,知其白以为黑。”他的遭遇正是他所拥护的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政治所带来的,但他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的眼光拘泥于儒家的道德理想和小人之辩,将造成自己陷入两难境地的罪魁祸首归于风俗的败坏,归于“指白为黑”的小人,这正是他儒者的本质所决定的。

  面对不遇之惑,对现实无可奈何的董仲舒转向历史中去寻找出路。“观上古之清浊兮,廉士也茕茕而靡归,……”他安慰自己说,纵使是三代的黄金时代,也有贤士不遇的事,何况自己生于末俗之世呢?虽然如此,他也不愿当隐士,或像伍员、屈原一样一往不返。这是他崇高人格的体现,也是儒家所提倡的担当世运的精神。即使是自我安慰、自我解脱,也依然不失儒者的中庸气度。

  儒家提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兼善若失去实施的可能,士人们往往收起兼善的理想,把自身从外部兼善的事功表现上转入到内在自我道德的完善上,从而由积极的进取转向消极的自我保护。董仲舒也是如此,清明的时代迟迟不能到来,自己又不愿“远游以终慕”,他选择了耐心等待,学道修身,归于至善,并在等待中远离污浊的官场、黑暗的现实。鲁迅先生说董仲舒《士不遇赋》“虽为粹然儒者之言,而牢悉狷狭之意尽矣”〔2〕,一语道破了这位西汉鸿儒的内心隐痛。

  二、司马迁——悲愤的批判者和孤独的理想坚持者

  与董仲舒一样,司马迁也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起初非常赏识这个广闻博见、学识丰富的年轻人,并任命他为郎中。司马迁一生的转折是为李陵兵败辩解开始的。在司马迁的一封书信《报任少卿书》中,他写道:“陵败书闻,……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可见,司马迁固然有为李陵辩解之意,但主要目的还是为“效其款款之愚”,谁料反被武帝“以为仆沮贰师”,定下“诬上”的罪名并处以宫刑。在《悲士不遇赋》中,作者再次表现了自己抑郁不得志的心情,“生之不辰……有形而不彰,有能而不陈”。他与董仲舒同样生活在汉武盛世,却都深感生不逢时,这真是对盛世莫大的讽刺。

  与董仲舒儒者的中庸气度不同的是,司马迁的赋作直抒胸臆,词则激越,情则悲愤,主观感情十分强烈。他不仅为不遇而悲叹,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统治阶级。他指责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控诉统治集团内部善恶不分,是非不明,互相倾轨,好贵夷贱。在《史记》中,司马迁不时记录下社会现实:富者“终身逸乐”,贫者“遭遇祸灾”;“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史记·平准书》)。在《报任少卿书》中,他也自述获罪后因“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而无奈接受宫刑。可见,《悲士不遇赋》所表现的悲愤之情是有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的。司马迁敢于反对天命,认识到很多社会矛盾和现实中不平的现象,是由社会制度和统治者所造成的,这正是他与董仲舒和陶渊明思想进步的表现。

  在“美恶难分”的封建专制社会中,许多有才能的士人大概总会遇到“屈而不伸”的命运,但独特的是,司马迁不仅在赋中表达了士人们较为普遍的“生之不辰”的情绪,更是写出了其本人特有的心声。“诟莫大于宫刑”,即便是遭受宫刑这样的奇耻大辱,司马迁还是选择了“隐忍苟活”,其原因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少卿书》)。支持他活下去继续奋斗的力量是自己的未竞的理想信念——实现父亲的遗训,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史记》完成并传于后世。在《悲士不遇赋》中他说“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再次表达了他不甘于没世无闻,希望有所作为的志向。尽管实现理想的路孤独而艰辛,但司马迁忍辱负重,“逮死而长勤”。从司马迁的赋中,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他饱经忧患和创痛,但仍终身坚持理想的身影。

  三、陶渊明——归田的隐士

  就陶渊明的基本思想倾向而言,传统的观点有两种,既儒家说和道家说。儒家说的主张者有沈德潜,认为“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3〕道家说的代表人物是朱熹,他认为“渊明所说者庄、老。”〔4〕现代学者朱自清也持这一观点。大体来说,儒家和道家两大思想传统对士人都会有所影响,但从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这篇赋作里,我读到的是他更近于道家的归田思想。

  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不如《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等有名,因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文中“大济于苍生”一语常被论陶者频频征引,以为是陶渊明政治抱负的自我写照。我读陶渊明的原作,并联系其他作品仔细分析,认为是不相符的。陶渊明在赋作中描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理想,一种是“履信思顺”、“大济苍生”的人生,一种是“抱朴守静”、“击壤自欢”的人生。前者是儒家向往的人生,后者是道家向往的人生。在陶渊明看来,二者只是不同性分者的不同选择,并无高下优劣之别,所谓“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而称情”。毋容置疑,陶渊明自认为属于后者而非前者,属于“潜”者而非“跃”者。

  我们知道,儒家是主张积极入世的。而陶渊明是如何对待出仕呢?陶渊明二十九岁起为州祭酒,初涉仕途;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之间,断断续续做过参军等小官;四十一岁时,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有几次出仕的原因是为生计所迫,“余家贫,植不足以自给。”(《归去来兮辞序》)在职的时间非常短,都是中途弃官,自免去职,弃官的原因是无法忍受官场生活。与之相反的,是他对田园生活的魂牵梦萦。身在官场,心系田园,诗中一再写道:“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二)、“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在彻底与官场告别,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总结自己的官场生涯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说自己归田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几次出仕和弃官,以及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不忘归隐的态度,都与儒家的原则和要求相去甚远。

  在《感士不遇赋》中,他引大量例证针砭了善恶不分,贤愚莫辩,是非颠倒,白黑混淆的丑恶现象。他还以封建犀利的眼光对封建时代儒家信徒们所顶礼崇拜的“天道”发出疑问。对“承前王之清海,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的说教感到无比的虚伪与厌恶。作者罗列了历史上有善行懿德的楷模如伯夷、颜回等人的遭遇,从而否定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教。在文章的最后,陶渊明进一步表白了自己的情怀,“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已,既轩之非荣,岂组袍之为耻?诚谬会与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面对仕与隐,陶渊明选择了后者,选择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已”的生活,选择了归隐和自由。个体生命自由发展,摆脱外物的奴役,使精神生活臻至无所系缚、优游自在境界,正是道家人生哲学的中心问题和终极追求。朱熹赞赏的正是陶渊明的这种超脱态度,他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高官职,这边一面清淡,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钟嵘《诗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这句评语不一定全面和准确,但非常简练地指出了陶渊明“隐士”和“诗人”身份。

  陶渊明在隐居、躬耕、读书、作诗中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他最终成就的不是伦理的、事功的人生,而是审美的、艺术的人生,他的生命情调是道家式的。

  综上所述,董仲舒、司马迁和陶渊明虽都抒发了“不遇”的感慨,但因各自的思想信念、个性和心态的不同,使他们在面对不遇之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2]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沈德潜.《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4月第2版

  [4]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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