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错

大周天

逃禅不忘忠孝的大错

　　

　　大错，俗姓钱，原名邦芑，字开少，丹徒(今江苏丹徒县)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正值明王朝政治腐朽至极，王朝末日将临之时。

　　邦芑少膺儒学，由科举入仕，在明末逐步进入中心政治舞台，成为南明小朝廷的中流砥柱。南明桂王永历六年(1652年)，他被授予贵州巡抚要职。当时永历帝以安龙(今贵州安龙县)为行在，贵州巡抚实际上肩负着拱卫畿辅的职责，可见南明朝廷对他委任之重。

　　作为明朝季世重臣，钱邦芑知难而进，竭尽全力企图挽狂澜于既倒。早在他任四川巡按之时，就曾作乐府诗十首，表达了自己热心事功的政治理想。其中有一首《维州冤》写道：

　　“无忧城，祖宗地，尺寸土，安可弃！唐宰相，便私计，宋史臣，持腐议。朋党祸患虽一时，万世是非安可废！宋代君臣终斯志，燕云十六州，委弃无复意，偏安和议为国累，金元终得乘其弊，谋国之误宁无自？”

　　诗中的无忧城即维州，故城在今四川理番县西10里，三国时姜维曾在此筑城戍守。唐朝时以姜维故城置州，故称维州。其地处在唐蕃边境，具有很重要的军事意义。唐代宗时陷于吐蕃，称为无忧城。四川节度使韦皋镇蜀20年，想尽办法要夺回维州都未能成功。其后著名政治家李德裕镇蜀，吐蕃守将悉怛谋献城投降，被李德裕接受。但是当时宰相牛僧孺是李德裕的政敌，出于朋党偏见，在皇帝面前攻击李德裕纳降受城破坏了唐蕃友好，结果又把维州拱手送还吐蕃，因而造成了唐代西南边防的脆弱不稳。对于这件事，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采取赞扬牛僧孺抨击李德裕的观点。钱邦芑对此极为不满，认为牛僧孺、司马光的态度丧权辱国，应对后世中国边疆不靖、屡遭异族侵凌的局势负责。在这里，钱邦芑表面上是咏史，实际上则是抒发了自己对清人犯边的忧虑，同时寄托了自己希望追踪李德裕，为国为民建立一番功业的抱负。

　　此后，钱邦芑还写过《甲申纪变实录》，《甲申忠佞纪事》、《大司马章旷传》等文章，详细记述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之时明朝文武大臣的表现，把对明王朝是否忠心不二作为标准，热烈褒扬忠臣烈士，无情抨击降清文武的奸佞丑恶行径。他的目的是借此激扬节义，当然，这也是他本人一腔忠肝义胆和报国热血的必然反映。

　　当南明小朝廷退至西南，钱邦芑成为朝廷干城之寄时，他便很自然地把一生抱负化为实践，披肝沥胆地为维持小朝廷效力。但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小朝廷在西南苟延残喘不多久，依然迅速走向崩溃。永历七年(1653年)，张献忠起义军的余部孙可望率众进入贵州，钱邦芑抵敌不住，退居贵州东部余庆县蒲村隐居。他在本村他山之下开辟了一个小湖，面积约有百亩，湖畔种植柳树数百株，称为柳湖，又称他山湖。湖滨构筑屋宇，俯临湖面，钱邦芑把它命名为小钱塘，把湖隄称为桃源。消息一传出去，四方隐者纷纷投奔前来，大家一起寻幽探胜，终日啸歌。其中有些人还收徒讲学，闹得贵州本地人士争相前来听讲，至有不远千里负笈而来者。于是在钱邦芑周围，隐然形成一个貌似隐逸，实际则以气节自励，效忠明室，不与孙可望集团合作的遗民团体。

　　孙可望深知钱邦芑声望高，纵其在外势将不利于自己的统治，把他网罗到自己的统治集团中则可收揽民心，因此多方逼迫钱邦芑出来做官。钱邦芑拒不受官，孙可望连续派出13次使者，都被他打发走了。孙可望被惹火了，竟然封刀交付使者，下令说：钱邦芑若是听命来归，自有好官好爵对待，如其依然顽固抗命，便用这把刀把他的头割下带来见我！可是钱邦芑在这种淫威逼迫下，还是义命自安，不为所动。甲午年(永历八年，1654年)二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是邦芑53岁生日，一批好友齐集他的小花园里，备酒为他祝寿。有一位至友郑於斯，因事不能前来，也特地写了一篇寿赞派人送来。赞文写道：“昔与先生同朝，帝尝曰直臣矣，汲黯有其骨，而学术逊之；今与先生同隐，人咸曰隐者矣，严光有其高，而气节逊之。夫汲黯无学术，严光无气节，吾有以知先生矣。”来宾们读到这篇赞文，无不连声叫好，认为郑於斯的评价很恰当，确实是钱邦芑的知己。钱邦芑也很感动，表示感谢郑於斯和众亲朋的勉励，自己一定在气节和学术上不断自励，决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就在钱邦芑寿诞的第二天，余庆县县令邹秉浩又奉孙可望之命，前来逼迫他上路去为孙可望做官，言辞间百般恐吓。钱邦芑早已下定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面对威逼利诱谈笑自若，毫无惧意。时有一位姓胡号凫庵的老友在场，已看出钱邦芑已决意谢绝红尘、削发为僧，就在席间赋诗道：

　　“酒中寒食雨中天，此日衔杯却惘然。痛哭花前莫相讶，不如往泛五湖船。”

　　当天晚上，钱邦芑就在蒲村旧居毅然削发出家，并把所居改为小年庵。他在削发之后作了一首偈语曰：

　　“一杖横担日月行，山崩海立问前程，任他霹雳眉边过，谈笑依然不转睛。”

　　显示出他不畏任何政治压力，誓死保全气节的决心和魄力。在他的带动下，他的一批学生先后跟随他出家明志。与他同日出家者有3人，法号分别为古心、古雪、古愚；第二日出家者有5人，法号分别是古德、古义、古拙、古荒、古怀。第三日又有2位学生出家，诸弟子争相随师剃发披缁，经过钱邦芑多方开解劝阻，这股浪潮才被制止住。但已经削发出家的学生计有11人，钱邦芑遂把柳湖故居改为大错庵，让众弟子与他一起居住学佛。

　　孙可望得知钱邦芑削发为僧的消息，又气又急，又羞又怒，当即命人写信劝邦芑回心转意。邦芑写了一首诗作为答复，诗曰：

　　“破衲蒲团伴此身，相逢谁不讯孤臣？也知官爵多荣显，只恐田横笑杀人！”

　　诗中以秦末义不降汉，以死全节的壮士田横自况，再次表明自己忠于明室的志节。孙可望得诗大怒，命令把钱邦芑押解到贵阳杀掉。邦芑在拘押途中口占三绝云：

　　“才说求生便害仁，一声长啸出红尘。精忠大节千秋在，桎梏原来是幻身。”(其一)

　　“杻械萦缠是夙因，千磨百折为天伦。虚空四大终须坏，忠孝原来是法身。”(其二)

　　“前劫曾为忍辱仙，百般磨练是奇缘。红炉火里点春雪，弱水洋中泛铁船。”

　　足见钱邦芑为了保持他的精忠大节，早已视死如归，甚至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杀身存仁、舍生取义的结局。只是邦芑到达贵阳的时候，恰遇安龙城发生了吴贞毓等十八忠臣谋迎李定国废孙可望而被杀的事变，朝野震动。孙可望为了安定人心，释放了钱邦芑。

　　自是钱邦芑得以用大错的法号，隐于禅林，过了几十年禅僧生活。平日间他谈禅说空，似乎潜心于佛法，完全忘记了国家大事。但到关键时刻，他的热血仍不免要沸腾，明室遗民的面目仍难以掩藏。例如在康熙元年(1662年)，他祝发为僧已经8年，但在贵州道上偶遇武臣吴应熊，这位大错和尚忍不住出言讥讽。吴应熊把他抓起来送到时任平西王镇守云南的吴三桂处，希望吴三桂把他杀了。吴三桂知道大错和尚正想杀身成仁，以求死得其所，又把他放了。

　　当时云贵一带的高僧，都知道钱邦芑是为了忠于明室才出家逃禅，而出家之后仍然不忘忠孝。有一位高僧法名敏树的，曾在一封寄给大错和尚的信中辨析大错二字说：“禅师既不爱功名富贵，不受尘纲，是不错也。既而下发为世外高人，以青山作伴，绿水为邻，喜时歌，闷时饮，真乃天子不得臣，王侯不得友，此禅师别具一番眼界，有何错也！然所错者，想是旷大劫来一个路头，不因一念萌动，为儒家做个书债人物。今尔官至中丞，书债酬矣，思其本来面目，原是灵山种子，何故还做这顶纱帽头气？一旦奋发勇猛，披缁于深山穷谷之中，是不错也。今禅师何故言其大错？莫不是一腔热血未曾冷，忠肝义胆，欲上报天子恩渥？莫不是一个老莱子未曾学得，劬劳罔极，欲酬父母深恩？今禅师以不报之报，不酬之酬而出家，是万幸也，是大忠孝人也，何言错？”这一番话可说比较真切地道出了钱邦芑的出家缘起和出家后的心理状态。

　　大错和尚于康熙三年(1664年)离开贵州至武昌，此后往来于湖南大沩山、衡岳之间，曾经倡导修建迦叶道场，又曾修撰宝庆(今湖南邵阳)志，未成而卒，时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享年72岁。其侄钱点将其营葬于南岳山下。

六经七尺

顶礼大错大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