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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与阮大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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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0 18:57: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马士英与阮大铖

  唐弢

  写完《东南琐谈》以后,重新读了一遍,觉得芜乱散杂,自己也不免叹息:我的驾驭文字的能力,竟已大不如前了。这并非因为衰退,仔细想来,倒是由于一时的不耐烦,是颇吃了年轻的亏的。巨奸大猾们的行为,我看不惯,常乘血气,加以笔伐,但又并不以这笔伐为满足。相传武则天看到骆宾王《讨武墨檄》里的“入宫见嫉,峨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的时候,不过冷冷一笑。我耻于提供这一笑的资料,终想“薄文人而不为”,在这“不为”之下,有时还不免偶一“为”之,则“为”而不佳,当然也是意中的事情了。

  这回是经编者的督促,终于又提起笔来,所谈的依旧是明朝的事情,明朝的人物。今年上海的戏剧界,《明末遗恨》之类很走红,连《珍珠塔》和《三笑姻缘》也上了镜头,据报上说,生意是十分兴盛的,但我并不想和他们争短长,让笔头也古装起来,以博取一时的掌声。我还不能忘记的是现在。侈谈过去,倒是因为看出了有些人物的将来的缘故。

  就以弘光朝的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例吧,他们的鬼魂,至今还附丽于“先生”们的身上,大翻其无耻的花样。而这些“先生”们的前途,却又在马、阮的收场里,透露了相似的命运了,这就是历史的预言。

  因此,我觉得还不妨来谈谈过去的事情。

  南都诸大臣中,能够在危难的时期肩起重任,对国策发生决定的作用的,我以为一个也没有。史可法虽然有些名望,忠贞勤劳,有人比之于汉末的武乡侯。倘论才干,却又远不相逮了。诸葛亮是法家,史可法却是“大成至圣文宣2E"孔子的信徒,换一句时髦的话,那就是儒家。据近来的解释,汉文学的传统正是儒家的精神,而儒家又是讲“忠恕”可以不择对象,不分敌我;虚悬一个禹稷为“最高的理想”,却又可以“闭户”“不能利人”的怪物。我想儒家的真正的意义,是决不如此的。所以史可法也没有侈谈“儒术”和“王道”,以迎合侵略者的心理,他不但分清敌我,而且又努力为国,拒绝了多尔衮的招降书,终于在扬州殉难,完成了禹稷的理想了。

  不过儒家的思想,的确也限制了史可法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懦弱和谨愿的特性。对马士英的斗争既已表示退让,关于掀翻逆案以引荐阮大铖一事,也出以调停的口吻。姑息所以养奸,这样一来,就造成了马、阮勾结把持的局面。《南明野史》里说:

  “初,士英督师淮左,四镇皆其心腹。既而士英拥兵入朝,假援中宫,请留辅政。于是有内外均劳之议。可法乃请督师江北,而士英专国。”

  《弘光实录钞》里“乙巳,大学士史可法出督师于维扬”条下,有更详尽的说明:

  “士英入参机务,可法动受其制,不得已而出。留都诸生数百人合疏留之,不得。至十月,有何光显者,请召可法,拟士英操莽。廷杖杀之。”

  这是史可法示弱于马士英的第一点。夏完淳在《续幸存录》里,十分惋惜于这一处置的失当,他说:

  “史道邻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马瑶草守己狼藉,不脱豪迈之气;用兵将略非道邻所长,瑶草亦非令仆之才,内史外马,两得其长,此易之泰所以外小人而内君子也。今两暌焉,宜其流于否也!”

  我以为这说法还不错。不过倘让马士英去督师,那就未必有维扬的壮烈的一幕了。死,其实也并不容易的,虽然有人自称要跳火坑,但那并非但丁《神曲》里的炼狱,却只是妓院里的席梦思式两用沙发床。马士英以及马士英型的人物,是乐于以此自处的,因为这正是卖身的场所,真不免于“守己狼藉”了。

  不过在史可法这一面,也确有“才变不足”的事实,当阮大铖起用的时候,举朝坚持反对的论调,因为“大铖一出,则逆党尽翻;逆党一翻,则上且驳骚问三朝旧事”,这就要使“诸君子将安所置足乎”了。所以马士英要求吕大器加以引荐,反被臭骂了一顿;再请顾锡畴设法斡旋,又碰了老大的钉子;第三次,这才转到太监的念头,终于为阮大铖打通门路了。据陈贞慧《过江七事》里载:

  “越日,上果召士英,大铖,乃越次面进大铖兵部侍郎。弘图执争请下廷议,与大铖相擢。先是,日广即具疏以去就争,疏称:‘是举也,先帝十七年之定案,顿付逝波;新朝数日前之明诏,竟同覆雨。梓宫未冷,增龙驭之凄凉;制墨未干,骇四方之观听。’言甚恳,疏入,上遣官宣谕,日广附谢。……自是科臣袁彭年、罗万象、李沾等,台臣詹兆恒、郭维经、朱国吕等,群起合纠,章唐集,士英亦气沮,事复寝。”

  除此以外,吕大器、王孙蕃、常延龄、万元吉、陈良弼、左光先、熊汝霖、陈子龙辈,也都曾交章力争,士英无法,暂时只得搁浅了。当时廷臣所持的理由,是说大铖阿附魏珰,逆案决不可翻,这正是举朝一致的公论。而史可法却表示了相反的意见,他说:

  “昨监国诏款,诸臣汇集,经臣改定。内起废一款,有‘除封疆逆案计典赃私不准起用’一段,臣为去之。以国是之败坏非常,人才之汇征宜广,未可执往时之例耳。后来不知何故,复入此等字面,此示人以隘,不愿以天下之才,供天下之用也。”

  理由也许是不错的,但在这时候而提出这样的意见,却未免有助奸或者帮凶的嫌疑。可法疏上,马士英就振振有词,说逆案等事是由吕大器添入,“以戎臣而增减诏书”,非加以惩戒不可了。然而史可法是并不赞同阮大铖之进用的,示弱于先,而又示好于后,这确是奇怪而突兀的态度,无怪乎郭维经要说:

  “督辅史可法雅负人望,亦有失言之过。记得四月初旬,北音正恶,督辅招臣等科道于清议堂论救时急着,首在得人,臣等各举所知,督辅执笔而记,臣等虑人众言杂,乃合词谓逆案断不可翻,督辅深以为然。言犹在耳,何其忽而易志?……”

  “救时急着,首在得人”,阮大铖虽以边才见荐,但其实是并无韬略的。王孙蕃说得好:“枢辅以大铖为知兵乎?则《燕子笺》、《春灯谜》枕上之阴符,而床头之黄石也。”他不过是一个能通文墨的无赖。马士英的竭力引荐,据史册所载,别具一段图报的私情,下面是《过江七事》里的说明:

  “给事中阮大铖,名厕逆案,……侨居金陵无聊,置女乐治具,日结纳诸贵人,无赖子亦多为爪牙用者,相率婪金钱。而马士英从抚宣府罢归,亦寓金陵,以同籍,旦夕过从为欢呢,而大铖故阴贼,善因事中人,自得马而益雄也。厥后士英从谪籍督师凤阳,具出大铖援,感且刺骨。……”

  关于“督师凤阳,具出大铖援”一节,吴梅村在《鹿樵纪闻》里,有着更清楚的交代:

  “初,宜兴相回籍,大铖以髫年密友往候。延儒与约日:‘脱复相,必首荐君。’及宜兴再召,大铖使人奉金歪为寿,且曰:‘息壤在彼。’延儒举益爵者三,曰:‘前言固宜践,成案难遽翻,归语尔主,有堪心腹托者,当先用为督抚;俟彼以边才荐,必得间以报。’使者反命,大铖喜,士英即以为请。不数月而士英奉特旨总督凤阳矣。遇国变,士英内通孔昭,拥立福王,遂入政府。……”

  各书相传,这就是马士英为阮“任怨任咎”,仿佛演唱《贩马记》似的,一拉再拉的原因。为了减少反对者的攻击,他就故意向姜日广忏悔,说什么“吾前荐阮髯,觉亦大高兴,

  今念之,殊自失。”一面又托亲戚越其杰向大家表示,引荐大铖,不过是要“了情面”,并无强持的意思。这曾使姜日广大为满意,而且还觉得十分放心。然而曾几何时,监视稍一松懈,圣旨已下,大铖的兵部右侍郎也就到手了。

  马士英的所谓“了情面”,原是一句诳话,就连野史所传,报答关说的私惠之类,也不是最大的原因。据我看来,马士英的荐阮,扼要地说,倒是在于引为己援这一点。弘光即位之初,东林用事,举朝有党,而他除了外面的四镇,里面的太监外,却是比较孤立的一个。等到“可法一去,天下皆斥为奸雄,吕大器等群起而攻之”,他就愈觉得处境的危殆,要转变局面,非引用私人不可了。而这私人,又必须是自己的敌人的敌人,适合于这一标准的,首先得推阮大铖。

  大铖一进,士英的羽翼也就长成了。

  夏允彝说士英立心疏阔,无杀人之意,大受黄宗羲的反对。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更加阐明,说是“士英虽有用小人之意,而无杀君子之心,大铖一用,小人连比而进”,这虽不足以见士英之心,但他所看到的事实,却还是确凿的。大翻逆案,报复私仇,的确是发生在大铖上台以后。戴名世在《宏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里说:“及阮大缄入,而党祸复烈,谗慝宏多,国家日以多故”,他举出了如下的情形:

  “……及骤贵用事,与中官比呢,逐谏臣。逆案诸人如袁宏勋、杨维垣等,次第起用。先以蜚语逮镳(周镳),及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演祚,系刑部狱,从吏讯。而捕囚诸名士,校尉纷出,跄踉奔窜,善类为之一空。定从逆等六条例,凡素有清望不悦己者,辄窜入其中,或有真失节者,反以贿免。……”

  阮大铖一面以三案挑激福王,一面又把北都沦陷的责任推在东林诸人的身上,说是:“不尽杀东林诸臣,不足以谢先帝。”排挤之余,继以杀戮,满朝只剩下一些泄泄沓沓的人物,而士英也益发肆无忌惮了。开海禁,税珠池,又令童生纳资免试,《南明野史》里说:

  “士英请免府州县童子应试,上户纳银六两,中户四两,下户三两,得赴院试。又诏行纳贡例,廪纳银三百两,增六百两,附七百两。又立开纳助工例,武英殿中书纳银九百两,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二千两,待诏三千两,拔贡一千两,推知衔一千两,监纪职方万千不等。时为之语日: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似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大权在握,贿赂公开,一面又以酒色迷住了皇帝的心窍。同书里还有这样的记载:

  “……而帝深居宫中,惟渔幼女,饮大酒,杂伶官演戏为乐。巷谈俚唱,流入内廷,梨园子弟,教坊乐人,出入殿陛,诸大臣呼为老神仙。夤缘求进者,接踵而至。……时羽书仓皇,士英犹与门下僧利根谈禅,斗蟋蟀。人号蟋蟀相公。……大兴土木,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及赏赐宴乐,皆不以节。国用匮乏,搜括乃兴,佃链湖,放洋船,瓜仪制盐,芦州升课;税及酒家,每肋钱一文。盖马士英贪浊乱政,内则田、成两宦,外则杨、阮诸奸,兼以镇臣则兴平、东平遥制内权,勋臣则忻城、抚宁侵挠吏事。边警日逼,而帝不知。大小名流,相继告罢。……”

  北信紧急,史可法连疏告警,马士英都不加理睬,等到左良玉举兵东下,称清君侧的时候,又主张“宁可君臣皆死予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撤江防兵,移师防左。这和阮大铖说的“与其左兵之来,不若清师之来,我且用清师以杀左氏”,可说是如出一辙的,马、阮的作此论调,是因为北兵所要的是江山,而左师所要的却是他们两个的脑袋,以江山与脑袋较,在马、阮看来,当然还是后者重要了。摆在他们眼前的就是一条投降的门路。

  然而天下事也尽有出于意料的,清兵渡江的时候,竟也揭起了讨伐马、阮的旗帜,这一来,他们就只好逃走了。

  《鹿樵纪闻》里叙述马、阮的结尾说:

  “王师渡江,大铖走金华,为绅士所逐,转投方国安。因杭州同知潘映娄先通降表,内院某豫荐为军前部院,留浙西为间。士英当江宁之破,欲随众降,恐不免,乃饰其母为太后,以所征黔兵自卫,奔广德,不纳,攻屠之;迂道至吉安,浙抚备法驾迎伪太后至杭州。事渐嚣,杭人逐之,黔兵亦渐散,乃潜走渡江。后大铖、士英同在方营,……顺治三年,贝勒兵渡钱塘,大铖偕谢三宾,宋之普等率先归顺,国安亦溃北。士英窜伏天台山寺中,其家丁缚之以献,贝勒命剥其皮,实以草,械置道旁,用快公愤。……”

  至于大铖,后来以军前内院,从征立功,死在仙霞岭上了。《藏山阁文存》里的记载,颇和《鹿樵纪闻》相近似。在叙述了“罗列鲜珍,邀诸公大畅口腹”;亲自“执板”,“顿足高唱”《春灯谜》、《燕子笺》诸剧,为诸公侑酒;“每夜坐诸公帐内剧谈,听者倦,既寐有鼾声,乃出。……诘朝天未明,又已入坐帐中,聒而与之语”等等丑态后,又有着这样的一段,现在且把它节录在下面:

  “一日忽面肿,诸内院忧之,语献忠曰:‘阮公面肿,恐有病,不胜鞍马之劳;老汉不宜面肿,君可相谓:令暂驻衙州,俟我辈入关取建宁后,遣人相迓何如?’献忠以语大铖,大铖惊曰:‘我何病!我虽年六十,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幸语诸公,我仇人多,此必东林、复社诸奸徒,潜在此间,我愿诸公勿听。’……既抵关下,皆骑,按辔缓行,上岭,大铖独下马徒步而前,诸公呼曰:‘岭路长,且骑,俟到险峻处乃下。’大铖左牵马,右指骑者曰:‘何怯也!汝看我筋力,百倍于汝后生。’盖示壮以信其无病也,言讫,鼓勇而登,不复望见。久之,诸公始至五通岭,为仙霞最高处。见大铖马抛路口,身踞石坐,喘息始定。呼之骑不应,马上以鞭掣其辫,亦不动,视之,死矣。……”

  这就是马、阮的收场。《人海记》和《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里,都说阮大铖死后,因为居民逃避一空,无处觅棺,三天后才由家人用门板抬了去,但因天气炎热,遗体溃烂,尸虫爬出,只剩了一具骨骼,草草收殓,不知道埋在哪里了。

  汉奸卖国贼的下台,我以为是只会如此的。《鹿樵纪闻》里还存着另一说,相传唐王走顺昌以后,清兵在龙江搜得马士英、阮大铖、方国安等三人请王出关,愿为内应的奏章,遂斩方、马于延平城下,大铖正在游山,听了就触石而死,却仍旧得到戮尸的处分。这和《海上见闻录》的记载,是彼此符合的,但后者却没有指出抄获奏章的事情,也没有愿

  为内应的说法,倒是《人海记》里有着这样的记载:

  “马士英自南都逃至绍兴府,入方国安营。既而阮大铖亦至。本朝兵渡江,士英国安走台州,大铖迎降。录用降官,奉有阮大铖投诚独早之旨,以军前内院随征,急招士英及方逢年、方国安等出降。时唐王改元于延平,士英心怀首鼠,密表通军中消息,及本朝兵下仙霞关,唐王仓卒出奔,书扛委弃道路,贝勒于乱籍中得士英表,大怒,以泄漏军机,与二方同日处斩,悬其头于黯淡滩而去。……”

  这只是站在贝勒这一面的清朝臣民的口气,我以为是并不可信的。马、阮在南京想纳款投降,然而不敢;在浙东又欲劫鲁王投降,然而不成;到最后,终于逃不了投降这条路,套一句习语,那就是投降,投降,投降了。然则又怎么会缅怀故国,做起内应的忠臣来呢?倘真有这样的事情,也不过如现在那些“落水”的好汉一样,在两岸游来游去,捞些“外快”而已,即使因此杀头,也谈不到成功失败,我想,这是不必以为可惜的。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

  原载:《唐弢杂文集•短长书》,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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